曹爽笑着道：“这无为什么的恐怕只是一个借口吧，若是有了足够的利益，那你们的教主跟普通人恐怕也没什么区别吧，毕竟从汉末以来这样的人可不少，但都没人能够成功，
若是要强行逆天而行，那必然还是张角一般的下场，可若是到时候如张鲁一般明智，高官厚禄便不在话下了，汝等也能有个好前程。”
那名信使言不由衷的道：“丞相说的是，仆回去定会劝说教主好好考虑一番的。”在他心中还是希望教主日后能够自己起事，这样他就会得到更多，这可不是半路投效其他势力所能比的，高风险高收益，这可是从龙之功啊！
曹爽回忆起了另一个时空的一些往事，像张昭成这样的野心家，利用宗教信仰来起事的很多，但就是鲜少有成功的。
按照另一个时空的轨迹，到了东晋时期，孙恩叔父琅玡人孙泰成为五斗米教的首领，在江南组织起了一大帮信徒，
不过后来，事情不密，孙泰服诛，其侄子孙恩接替了孙泰的职位，继续带领教众起事。
正巧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“免奴为客者”，以充兵役，此举引发了江南贵族的不满，很难得到推行，
而那些被贵族压迫的佃户和农奴，相继发起了变乱，如此良机岂容错过，于是孙恩便带领着大批信众前往江浙一带传教，很快便得到了广大贫苦百姓的认可，数月间便发展起了数以十万计的信众。
孙恩随后便率领着起义军举事，将江东攻城略地，很快就拿下了江东八郡中的大部分区域，连显赫一时的谢家最后的英才谢琰也战死在了江东。
当时的朝廷眼见孙恩大军难以遏制，于是紧急调动了北府军南下平叛。刘牢之和刘裕通过此次平叛事件，攒够了政治资本，为之后的东晋局势变动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孙恩的军队毕竟没有受过太多训练，自然比不上精锐无比的北府军。
刘裕带领少量军队在江东左冲右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孙恩被打得几次退回舟山群岛，但是由于信徒多，每次都有数十万人追随，所以怎么都打不垮。
孙恩三次退回海岛以躲避北府军的锋芒，但是第四次带领大军回归江东，却被政府军打得大败，孙恩心力交瘁之下，选择了跳水自尽。
孙恩去世后，余部在其妹夫卢循的带领下，继续周旋在海岛之外，趁着东晋先后有桓玄之乱，后有刘裕灭桓玄，无暇顾及卢循，卢循辗转到了广东，夺取了番禺，
后来趁着刘裕北上灭南燕，卢循带领起义军北上，攻破湖南等地，一直打到了建康周边，迫使刚刚灭了南燕的刘裕匆忙回师，
卢循的军队比不上刘裕的精锐，很快就失败了，卢循赴水而死，坚持了十二年的孙恩卢循之乱被平定。
但是卢循打乱了刘裕北上的步伐，也是刘裕没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。
北魏时期以宗教为旗帜的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被称法庆起义。
北魏佛教盛行，而僧人内部政治﹑经济地位相差悬殊。孝文帝即位后，佛教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社会阶级的斗争。最高统治者有时支持某些僧侣讲道说法，又严禁另一些僧侣聚徒传教。
部分僧侣颂扬明君有道的同时，另一些僧侣却公然毁寺烧经，举兵造反。
延兴三年(473)沙门慧隐反。太和五年(481)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举事，参加者有官僚大族，更多的是平民和奴隶。
十四年，沙门司马惠御自称圣王，起兵攻克平原郡。
延昌三年(514)，沙门刘僧绍起兵于幽州，自称净居国明法王。
这些叛逆往往也是宗教上的异端，遭北魏政府的残酷镇压。在刘僧绍起兵失败后一年，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大乘教起义。
延昌四年六月﹐冀州(今河北冀县)沙门法庆﹑惠晖在勃海李归伯的支持下﹐率乡人起兵于武邑郡之阜城。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﹑平魔军司﹑定汉王﹐自号大乘。
义军攻克阜城﹐杀县令﹐于煮枣城(今河北枣强)大败州军﹐斩乐陵太守崔伯驎。又回师北上﹐围勃海(今河北南皮北)﹐克郡城。
义军发展迅速，众至五万余。他们传言“新佛出世﹐除去众魔”﹐烧寺院﹐焚经像﹐杀僧尼。
州军人无斗志﹐屡被挫败。七月﹐北魏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﹐率军十万﹐东下冀州。
冀州刺史萧宝夤启用当地豪强勃海李壁、封隆之等﹐会同长乐太守李虔﹐率州军配合元遥大军镇压起义。
同时﹐北魏还派遣冀州大族清河张始均为行台﹐与勃海封津﹑高绰等在阵前招降。
九月十四日﹐义军兵败﹐法庆﹑惠晖及头领百余人被捕殉难﹐义众被屠杀者以万数。
北魏又派酷吏谷楷至冀州搜杀义军余众﹐李归伯约在此时被俘牺牲﹐百姓受害者甚多。
大乘余部被迫渡漳水入瀛州，熙平二年(517)正月﹐义众突入州治赵都军城(今河北河间)，焚烧州衙﹐但终于被镇压。
大乘教起义延续了近两年﹐兵锋及于冀﹑瀛二州的武邑﹑勃海﹑长乐﹑武垣四郡﹐义众最盛时达五万余。
失败后﹐北魏政府为了强化这一地区的统治﹐割冀州的乐陵郡﹑瀛州的浮阳郡另置沧州﹐同时给予赈恤﹐减免兵调﹐藉以缓和矛盾﹐防止起义再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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