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哼哼。
总之，这封信，写的很不好。
既不能以情动人，陈说利害，也搔不到痒处。
成都王如此复信：
“文、景受图，武皇乘运，庶几尧、舜，共康政道，恩隆洪业，本枝百世。岂期骨肉豫祸，后族专权，杨、贾纵毒，齐、赵内篡。幸以诛夷，而未静息。每忧王室，心悸肝烂！”
这个开头，一样算是废话，但“每忧王室，心悸肝烂”，这个站位，就比长沙王高的太多了。
“皇甫商等恃宠作祸，能不兴慨！于是河间羽檄，四海云应。本谓仁兄同其所怀，便当内擒商等，收级远送。如何迷惑，自为戎首！上矫君诏，下离爱弟，推移辇毂，妄动兵威，还任豺狼，弃戮亲善。行恶求福，如何自勉！”
这一段很妙，对方的责任，推给皇甫商，为接下来的要求打底；己方的责任，推给河间王——不是我要跟你为难呀！
同时，对长沙王的“迷惑”，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——一系列的指责，其实已将长沙王骂的狗血淋头，塑造了一个“昏暴”的形象，但旁人会觉得，这些指责是出于做阿弟对做阿兄的“恨其不争”，可谓情理交融也。
其中，“上矫君诏”“推移辇毂”，是要解构长沙王最重要的政治凭藉，把长沙王的形象，由忠臣变成奸臣。
“前遣陆机董督节钺，虽失机于七里之涧，而收胜于河桥之南，一彼一此，未足增庆也。”
所谓“收胜于河桥之南”，其实是长沙军不欲离洛阳太远，远望河桥，就不再追击了，成都王强行挽尊而已。
“今武士百万，良将锐猛，要当与兄整顿海内！”
最后，“若能从河间之命，斩商等首，投戈退让，自求多福，颖亦自归邺都，与兄同之。奉览来告，缅然慷慨。慎哉大兄，深思进退也！”
开出和平条件——杀皇甫商。
同时，还是将责任往河间王头上推。
至于长沙王杀了皇甫商之后，是否就真的和平了，谁也不晓得。
但长沙王上下离心，是必定的。
另外，还请留意成都王对长沙王的称呼——“仁兄”“兄”“大兄”，都很得体。
这封信写的……很好。
好归好，但成都王拒绝“分陕而居”，长沙王一样拒绝杀皇甫商——
你那点小心思，我看的出来的！
但对于成都王来说，长沙王杀皇甫商也好，拒绝我的和平提议也好，都是我乐见的。
既如此，还有啥可说的？
打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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