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讲完了华夏的地理环境，是如何决定华夏民族的精神特质，接下来，我们还是按照第一大点的例子，讲讲华夏周围三个比较典型的国家，蒙古（北元）、朝鲜、日本，都是如何由地理环境决定国家精神特质的。”
姜星火指了指地图说道。
“关于蒙古，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，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就可以蒙古高原气候寒冷，决定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必须吃苦耐劳。”
嗯，没办法吃苦耐劳的都冻死、饿死了。
“同样，这种吃苦耐劳也形成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张性。”
“这种扩张性的例子几乎是比比皆是的，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契丹、蒙古，都是崛起自蒙古高原，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忍受寒冷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活条件，凭借着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凭借着他们因食肉而更加强壮的身体，南下入侵华夏。”
“而与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不同，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。”
姜星火顿了顿后说道：“蒙古高原上的民族，是习惯于崇拜野兽和上天的，这一点与华夏民族崇拜祖先，完全不同。”
“大河文明与血缘氏族密不可分，血缘氏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华夏文明早期无论是分封建卫还是宗祧继承，都是这一特点的产物。”
“这便是因为，华夏文化的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因此衍生的宗法秩序。祖先的崇拜为宗法秩序的维持和巩固提供了社会习俗上的支持，这种文化习俗是与大河文明分不开的。”
朱高煦有些明悟，他想起了之前《国运论》第一卷讲过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。
朱高煦试探着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正是因为北方蒙古高原上诞生的游牧民族，没有小农经济这个经济基础，所以也并没有诞生严格的宗法制这个上层建筑。”
姜星火颔首说道：“游牧民族本身就因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，对部落的认同远超于对氏族的认同，这种情况，直到黄金家族的对外征服改变了蒙古的经济基础，才发生了变化。”
“因此，蒙古高原在恶劣的环境中，更习惯于崇拜充满了力量的野兽，和对命运具有主宰能力的上天。”
李景隆补充道：“而华夏文明则完全相反。”
“华夏文明对于野兽的态度都是可驯养的就是家禽，驯养不了的就是畜生；对于上天的态度，在农人的一生中，固然要看天吃饭，但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，也使得华夏的农人没有蒙古的游牧民那么惧怕和崇拜上天，只是一种略微仰望的心态。”
“甚至于。”姜星火抿着嘴唇笑了笑：“华夏文明习惯于在拜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时候，都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概念，我给你香火和信仰以及钱财，你帮我解决我的困难，要是解决不了，我就找下一个神仙去。”
听了这话，朱高煦和李景隆也是笑了起来。
很好笑，但是确是很真实。
要是老百姓想要个孩子，送子观音、泰山娘娘、张仙.哪个不能拜呢？反正大家管的都是一滩事。
讲完了蒙古，姜星火继续讲起了下一个国家，朝鲜。
“朝鲜如果算上较高的丘陵的话，严格来讲，国土面积十分之八都是山地，因此朝鲜的农业耕种条件，从整体上来看，其实是不如有着数片大平原的华夏的，这里的人相对贫瘠，也难以创造出灿烂的艺术。”
“而作为三面环海封闭的半岛，朝鲜唯一可以接受的外界影响，就是陆地接壤的华夏，也正因为华夏极强而朝鲜极弱，所以数百年来朝鲜都一直奉华夏为正朔，执行事大主义。”
“而所谓事大主义，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，嗯，这也是从华夏学过去的。”
“事大”的概念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，《孟子·梁惠王》齐宣王问曰：交邻国有道乎？孟子对曰：有，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国。
意思就是说，小国畏惧天命，才能得到安定。
更直白的说法就是，该从心的时候从心。
“所以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朝鲜的国家精神特质是什么？”李景隆眨了眨眼问道。
“自卑。”
姜星火言简意赅地说道：“自卑是刻在朝鲜骨子里的东西，而自卑又必然衍生出虚假的自大。”
“朝鲜跟接下来讲的日本不同，日本面对自卑的态度是抄起刀奋起一搏，与强大者搏斗，如果输了那就剖腹自尽、死的光荣，反正日本不怕死，它们平时的地理环境就决定了经常会死的莫名其妙。而如果日本战胜了强大者，那么它又会马上又会像癞蛤蟆吸气一样，迅速地从自卑膨胀到目中无人的自大。”
“至于朝鲜呢，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对强者挥刀，因此它唯一消遣自卑的方式就是用手里的笔这就属于典型的半桶水，朝鲜作为华夏的学生，儒家文化好的东西没学到，坏的学了个精通。”
“春秋笔法掩饰历史，并创造虚无的历史，这就是朝鲜的自大方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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